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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萌生、自觉到强化:地方社会科学院智库意识发展报告

来源:光明日报  2019-05-20  浏览数:
  

编者按 

自2015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后,各省市区先后出台贯彻落实《意见》的相关文件和实施方案,地方社会科学院迎来了发展的“政策红利期”,纷纷提出建设新型智库的目标。

智库意识是地方社科院建设新型智库的起点。山东社会科学院通过建立地方社科院智库意识分析结构模型,利用中国智库索引(CTTI)和CTTI-ASS数据库等广泛采集数据,并采用主客观评价相结合的方法,对31个省级地方社科院智库意识进行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给出深度分析、对策建议。本版特撷取报告精华,为各地社科院进一步深化自身改革、加快智库建设提供参考。

 

 

智库意识在地方社会科学院新型智库建设中具有重要作用。地方社科院只有在具有清晰自觉的智库意识、明确自身所肩负的智库职责基础上,才能更好地确定价值定位、专业定位,进而解决发展目标、预期和路径选择等诸多问题。

 

本报告所指的“地方社科院智库意识”,是将“自我意识”延伸到社会学领域,描述地方社科院对自身作为“智库”身份的自我认知和自我认同,既包括地方社科院对自身智库属性的概念性描述,也包括地方社科院为适应新的身份所做出的改变,包括内部结构的重组、人员岗位的配置、思想产品的生产、评价标准的改变以及外部社会关系的变革等。

 

自我认同的演变与智库意识的觉醒

 

20世纪70年代末,沐浴着改革开放春风,大批地方社科院纷纷诞生。中国科学院设在部分省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纷纷独立为各地省级社科院,一些省委、省政府设立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也改组为当地省级社科院。这一时期,地方社科院在恢复我国基础理论研究、推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

 

20世纪90年代,我国基础理论研究体系基本建立,学科逐渐健全。与之相比,地方性的社科研究仍然相对薄弱。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各地呈现出鲜明的地域特点。地方社科院也适时转向对当地的研究,涌现出一批具有标识性的地域研究成果,由此奠定了在区域内的特殊地位。

 

进入21世纪,以高校改革为标志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改革风生水起,科研资源大量向高校集中。与此同时,地方党委政府的研究机构相继确立,在决策层逐渐占有第一建议权。而地方社科院由于找不到自我认同、缺乏明确定位,人才开始流失,发展陷入停滞和迷茫。

 

2004年,中共中央印发《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明确“要使哲学社会科学界成为党和政府工作的‘思想库’和‘智囊团’”。中央文件为地方社科院明确定位、向智库转型提供了指引与遵循。长期以来,各省区市地方社科院是当地决策咨询体系的主体,地方社科院智库意识的觉醒,也是其作为当地决策咨询体系“主力军”的主体意识的觉醒。

 

早在20世纪90年代,地处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就率先开始了从以学术理论研究为主转向以决策咨询研究为主的探索。2002年—2005年,安徽省社会科学院调整办院思路,强化应用对策研究,创办大型送阅件《咨政》,成为地方社科院应用对策研究的新亮点。北京和上海社科院位处高校林立的直辖市,党政系统政策研究力量强大,较早遇到了“合法性”困扰。解决合法性问题的出路是强化自我认同,明确自我的新身份、新角色和新功能定位。2005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在自我定位中明确“智库”方向后,北京、重庆、山东、天津、浙江等地方社科院相继明确建设“思想库”“智囊团”的发展新目标。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指出,“到2020年,统筹推进党政部门、社科院、党校行政学院、高校、军队、科研院所和企业、社会智库协调发展,形成定位明晰、特色鲜明、规模适度、布局合理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并对地方社科院提出明确要求:“地方社科院、党校行政学院要着力为地方党委和政府决策服务,有条件的要为中央有关部门提供决策咨询服务”。对此,考察评估地方社科院是否具备较强的智库意识,基于智库意识在理念、结构、运行方面作出哪些变革以及这些变革是否契合了地方社科院建设新型智库的目标及预期,很有必要。

 

评估指标体系设计

 

地方社科院智库意识可从其内部结构的变化,以及产品结构、精品成果结构、评价标准结构、传播结构等的变化,推导出其功能的增强与减弱,从而反映智库意识的强弱。

 

对此,本报告从智库定位意识(Definition)、智库产品意识(Product)、评价导向意识(Accessment)、智库传播意识(Communication)四个维度考察智库意识,简称“DPAC”指标模型。通过对指标的赋权,结合专家经验和数据采集与计算,实现对智库意识的评价。

 

智库定位意识包括自我描述、机构设置和人才配置3个二级指标。在自我描述中,明晰定位为智库,有明确的智库研究机构,有明确的建设规划、方案等,记最高分。

 

智库产品意识主要包括咨政报告、决策转化、论文产品、课题产品、调研报告、论坛会议、咨询政策会等7个二级指标。

 

智库导向意识主要包括政策制定和评价标准2个二级指标。前者主要考察的是在评价导向上是否有针对应用对策类成果的相关规定;后者主要是看领导批示或被相关部门采纳的应用对策类成果在评价、职称评定、科研考核、人事考核中的相应体现。

 

智库传播意识主要包括是否有与地方政府合作的常态化机构,是否有直报成果的国家级、省级渠道,是否有网站、微信、微博平台,是否注重国际合作、媒体对接,特别是注重对中央媒体产生影响等方面。

 

报告以31家省级社科院为评估样本。主要数据来源于中国智库索引(CTTI)和CTTI-ASS数据库以及面向31个省级社科院的调查问卷。补充数据采自中国知网(CNKI)数据资源总库,百度搜索、百度学术、Alex网站排名系统、新浪微博和全国30余家中央媒体、40余家省级报纸、电视台,少量数据采自31家地方社科院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和微博。

 

本报告不作综合排名,只提供4个二级指标的分项评估结果。

 

地方社科院智库意识评估结果

 

(一)智库定位意识

 

在智库自我描述方面,24家地方社科院明确表示自己是“新型智库”,4家描述中有“思想库、智囊团”字样,1家认为自己具有“对策研究”功能。河南社会科学院的官方网站直接命名为“中原智库”,云南社会科学院网站同时挂“云南智库”字样,山东社会科学院同时运行“山东智库联盟”等,这些做法都显示出鲜明的智库属性。

 

在智库机构设置方面,多数地方社科院仍延续文、史、哲、经、法等传统分类的研究所架构,但近年来各地社科院在现有机构基础上,跨学科整合研究资源,突出应用对策研究属性,新建了一批交叉性很强的新型智库研究机构。四川、山东、黑龙江、福建、江西、内蒙古、广东、河南、湖南、安徽等社科院表现较为突出。(见表1)

 

在智库人才配置方面,上海社科院以总人数760人、专业技术人员630人,四川社科院以总人数459名、科研人员312名的较大优势居地方社科院人才数量前列。在科研辅助人员指标上,河北省社会科学院以41.77%,重庆社会科学院以41.32%的比例居前列,这两家社科院分别与本省社科联和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合署办公。其余地方社科院科辅人员比例多在20%~35%之间。

 

适度的科辅人员比例,能够保证科研人员得到较为便捷和周到的科研服务和后勤保障。西方智库科辅人员比例一般占60%以上,承担大量融资及用户开发工作。我国地方社科院智库科辅人员基本没有融资任务,30%左右的比例基本可以满足地方社科院智库发展的需要。当前,多数地方社科院的科辅人员结构需要调整,除财务、后勤、行政、人事等外,应增加公共关系部门、国际交流部门、成果推广部门的人员数量,构建更加科学合理的人才结构,充分发挥科辅人员作用,形成“你科研、我服务、齐进步”的良好局面。

 

(二)智库产品意识

 

智库产品即智库的产出,是智库向党委政府以及社会提供的成果和服务。90%以上的地方社科院高度重视智库产品质量,体现了较强的智库产品意识。

 

咨政报告方面,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以374篇的呈报量遥遥领先(含省政府研究室合并前数据);河北、福建、湖北社科院分别以188、165、160篇的呈报量居地方社科院智库前列。而有的地方社科院咨政报告尚不足10篇,服务决策能力需要提升。

 

决策转化方面,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2017年共获得省部级领导批示125项(含省政府研究室获批量);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获得86项批示;河北、浙江、山东、江西、湖南、湖北、广东、重庆、辽宁、吉林、贵州11家社科院获得批示量在20篇以上。该指标的差距在一定程度上可反映地方社科院对当地决策的影响力水平。

 

论文产品方面,上海社会科学院以1244篇论文量遥遥领先,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紧随其后,显示出两家社科院科研人员数量较多的优势;天津、北京、山东分列第3、4、5位。CSSCI论文数量方面,上海社会科学院以444篇领先,北京、山东社科院超过100篇。

 

课题产品方面,2017年,上海、山东社科院获立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数量并列第一,四川、江苏、云南、安徽、北京立项数超过5项。但地方社科院获得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和重点项目数量较少,入选国家社科基金文库的相关课题成果也很少。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指标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地方社科院的基础理论研究水平,深厚的基础理论研究实力是做好应用对策研究的基础。省级课题方面,贵州、湖南、四川、浙江社科院获省级课题超过50项。横向课题数据显示,大多数地方社科院承担了省、市级政府部门或企业的横向课题,有的地方社科院横向课题数量超过省级课题数量。

 

智库报告方面,各地方社科院都出版关于本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皮书系列报告或其他连续性智库研究报告。

 

智库活动方面,2017年地方社科院都曾主办或承办大型论坛、会议。在总量上,海南省社会科学院居首位。国际性学术会议方面,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全年举办10次,居第一位,其他地方社科院次数较少;全国性学术会议方面,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全年举办22次,同样居第一位。各地方社科院举办论坛、会议数量差别较大,海南、北京、江苏、山东、福建、四川、湖南、贵州快三、河南、江西位列前十,多数地方社科院全年学术会议大于等于10次。部分地方社科院还倾力打造本省、全国甚至面向国际的“拳头产品”。其中,福建社会科学院的海峡论坛、上海社会科学院的长江经济带发展论坛、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的中印论坛、山东社会科学院的中韩儒学交流大会等,在区域和国际的影响力正在逐步扩大。

 

参与决策咨询会方面,河南、北京、江苏、山东、福建、四川、湖南、贵州快三、江西等较为突出,其中河南省社会科学院表现优异,全年参与决策咨询会接近100次,遥遥领先。在国家级决策咨询会方面,福建社会科学院全年7次,位居第一;在省部级决策咨询会方面,福建社会科学院全年73次,位居第一。在参与决策咨询会方面,地方社科院之间的差别依然很大,反映出地方社科院在参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地方治理等方面存在差别。

 

(三)智库评价导向意识

 

评价导向意识是智库在人事考核、科研考核、职称评定中,将具有明显智库产品属性的应用对策类成果作为重要考量依据的意识。85%的地方社科院对领导批示、部门采纳等应用对策类成果赋分。重庆、甘肃、广东、贵州、河北、湖北、黑龙江、江苏、江西、辽宁、内蒙古、青海、山东、四川、天津、云南等16家社科院在职称评定中改革力度较大,各类考核对应用对策研究成果与基础理论研究成果同等重视,具有高度的智库评价导向意识;安徽、福建、湖南、四川、浙江社科院在职称评定、科研考核和人事考核时对应用对策类成果赋值,但智库成果分值仍不同程度地低于基础理论研究成果;其他地方社科院在职称评定和人事考核中,智库成果的认定上仍存在一定的标准壁垒。由此可见,地方社科院的智库评价导向意识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四)智库传播意识

 

智库传播意识涵盖智库渠道建设意识、自我信息化意识、国际化意识和媒体影响力意识等维度。

 

在渠道建设意识方面,四川、云南、内蒙古等社科院在与地方政府合作的专门研究机构方面排名靠前,其中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与地方合作建立了丽江东巴文化研究院、曲靖市文化研究所等18个特色机构;福建、湖北、贵州等地方社科院在报送渠道建设方面表现突出,福建社会科学院建立了8个省级直报成果渠道,更有4个中央直报成果渠道。

 

在自我信息化意识方面,各地方社科院纷纷打造了集网站、微信、微博于一体的融媒体平台,但是拥有外文网站的地方社科院数量较少,凸显了地方社科院国际传播意识的不足。有的社科院不仅运营自己的网站、微信、微博,同时还运营着本省智库联盟或分行业的省级媒体平台,如山东、湖南、四川等地方社科院,均在自我信息化和平台运营方面走在前列。

 

在国际化意识方面,黑龙江、山东、云南、广东、四川、天津、河北、江西、西藏、新疆社科院位列前十。与国(境)外智库合作的项目方面,地方社科院均存在实际合作不足的问题,“二轨外交”作用尚未得到很好发挥。

 

在媒体影响力意识方面,各地方社科院均设有专门的媒体对接部门,说明地方社科院普遍高度重视与媒体的关系。从地方社科院在中央重要报刊刊发文章数量来看,湖南、山东、重庆、北京、安徽等地方社科院表现突出,一定程度上可反映地方社科院在中央重要媒体的影响力水平。

 

亮点与短板

 

(一)地方社科院树立智库意识亮点

 

党的十八大以来,部分地方社科院智库树立了鲜明的智库意识,顺应智库发展规律,刀刃向内,对自身体制机制、治理结构、外部关系做出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上海社会科学院、山东社会科学院、贵州省社会科学院等相继实施创新工程,以优化科研资源分配为基础,大力推进学术理论创新、方法和手段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传播平台创新,较好提升了地方社科院创新能力。随着智库意识的觉醒,为满足智库建设实际需要,上海社会科学院、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湖南社会科学院、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山东社会科学院、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等设立智库中心、智库处或智库办。上海社会科学院、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山东社会科学院等发布智库报告,并发起、加入智库联盟。

 

(二)地方社科院智库发展需解决的问题

 

存在路径依赖和存量牵制。地方社科院最初是按照学术机构建设的,长期以来整个组织文化也是学术型的,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地方社科院向智库转型发展。如何利用好地方社科院长期以来在学术研究上形成的优势和资源,助推地方社科院向新型智库转型,是地方社科院智库建设面临的重要问题。近年来,一些社科院对存量优质资产进行“智库化”转化,如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将边疆史的基础研究转化成为外交研究资源;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关于民族关系的基础研究支撑了草原文化发展等智库成果;山东社会科学院儒学研究与当地文化产业的发展互相促进等,均取得了良好效果。

 

政策环境不配套。自《意见》印发以来,各省区市的科研政策环境都在改善。然而,部分省市对社科院的干部和专家仍参照公务员管理,在报酬激励、出国管理、人员流动等方面仍受到政策制约,在编制、职称、职务等职数管理和运行机制管理上仍类似于行政机关,不利于地方社科院自主性发挥,影响其向新型智库转型。

 

与党政联系缺乏“双向”渠道。各地方社科院向地方党委政府报送的咨政报告已有相对成熟的渠道,然而,省委省政府与地方社科院的联系尚未形成机制,有的省份未建立决策咨询的制度化路径,地方社科院承担省委省政府的任务仍具有随机性、临时性、应急性等特点。地方社科院与省级部门的联系也未实现制度化、常态化,多数地方社科院在基础数据获得方面仍存在困难。同时,地方社科院与省级以下党委政府的联系渠道仍有待加强。

 

“双轮驱动”协调性不强。在具有长期“学术立院”传统的地方社科院系统内,如何实现应用对策研究与基础理论研究的“双轮驱动”仍值得探索。“双轮”关系如何平衡、如何量化,各地方社科院存在较大差异。理论之“轮”如何有效支撑应用之“轮”,应用之“轮”怎样更好带动理论之“轮”,从而实现协同运转,仍是需要进一步破解的难题。

 

地方特色不够鲜明。《意见》明确提出,地方社科院要着力为地方党委和政府决策服务,有条件的要为中央有关部门提供决策咨询服务。当前,各地方社科院要明确自身作为新型智库的核心竞争优势与发力方向,擦亮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金字招牌,与其他类型智库实现错位发展。

 

本领恐慌一定程度存在。当前,地方社科院智库仍存在应用对策类成果质量不高,学术研究成果思想引领力不强的问题。本领恐慌就是人才恐慌。地方社科院普遍缺乏掌握前沿科技的人才,既有较扎实的自然科学知识又擅长社会科学研究的人才尤其稀缺。尽管很多地方社科院在内部形成了“多劳多得”“能者上庸者下”的机制,但从大环境看,作为事业单位,地方社科院在招聘方面的自主权仍较小,人才“指挥棒”影响力有限,一定时间内仍面临编制缩减、人员老化、管理僵化、结构失调、人才流失等压力。

 

综上可见,当前地方社科院已具备较强的智库意识。地方社科院向新型智库转型,是一场系统性变革。现代智库研究涉及多学科多领域,需要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行为科学、地理科学、思维科学等多学科交叉研究。社会科学创新工程是地方社科院自我变革、自我调整的良好契机。地方社科院应树立特色鲜明的智库意识,在不断深化自身改革中找到服务地方的最佳路径,提升智库运营效率和服务水平。

 

作者 黄晋鸿 山东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课题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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